国际在线消息：据世界新闻报报道（记者邱晓雨），他的文字，拥有梦境的奇幻与丰饶；而他的梦境，又不断与现实重重缠绕。是谁让他塑造出电影《红高粱》原著中的女性形象？他为何认为小说《丰乳肥臀》中，有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缩影？近日，本报记者邱晓雨（以下简称“邱”）对话著名作家莫言（以下简称“莫”），聆听他在梦幻文字背后的现实足音。

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

邱：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莫：不是说我喜欢吃什么，我什么都喜欢吃，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选择。因为我生在1955年，等我有了记忆时，也就是1960年左右，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大家还觉得很正常，以为人生下来就应该这样半饥半饱的，见了食物眼睛发红，像狼一样要往上扑。我们一生下来就没有体会到像现在的孩子这样一种食物过剩的生活，就感觉到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没东西吃，永远伴着饥肠辘辘的一种感受。

邱：而且小孩也不会把食物和尊严联系在一起……

莫：小孩儿，我想他确实体会不到一个人应该有自尊，应该忍受肉体上各种各样的痛苦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只是在长大之后才会有这方面的思考。我想别说是小孩子了，即便是一个成年人，当他连续几十天都吃不饱时，突然面临美味佳肴，那真的就很像我小说里说的一样，什么尊严都是顾不上的。

邱：现在回想起来，在挨饿的那段时光，给你这一生当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莫：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现在经常做梦，梦到又在跟人抢夺食物。我想我生活当中很多最屈辱的事情是跟食物有关的，最丧失自尊，让我最后悔的事情也和食物有关，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可能也是跟食物有关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后，真的，突然一回家，父母亲非常欣慰地把家里的粮食都掀开让我看那时候我已经当兵在外了你看今年我们家里有多少粮食，不但今年够吃的，就是明年颗粒无收也不会发愁了。我也感觉到真是幸福，家里面竟然一下子存下了两三年都吃不完的粮食，这种幸福我想是城里人很难体会到的。回忆起往事，我就会感觉到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粮食，而不是什么黄金、钻石，所以这个影响我一辈子。

在煎熬中活着就是生活

邱：在你的书里常提到你的家人，尽管那是一些艺术的形象，不是真正的“我爷爷”、“我奶奶”，或者“我妈妈”，但那些形象又很真实。

莫：很多读者，包括一些西方读者和批评家也在问我，我的小说里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女性至上的感觉，好像女人是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男人都是病态的、软弱的、破坏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可能来自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每当遇到重大问题，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时，女性的表现母亲和奶奶的表现，总比父亲和爷爷要坚强。

我爷爷刚开始是个胆大无比的人。当时叫“跑警报”，一旦日本要来扫荡了，所有的农民就牵着牛羊，老太太就抱着母鸡，立刻跑到田野里去，钻到高粱地去躲避。但我爷爷就说不怕，他不走。但后来真的来了日本人，把他堵在堂子里，逼着他交待八路在哪里。我爷爷哪会知道，一个日本士兵拿着刺刀在我爷爷头上来回拉了两下子，头上豁开了两个血口子，血流满面。日本人也没再怎么着，就把家里的鸡给抢走了。后来再说日本人要来了，我爷爷跑得比谁都快。

邱：即便是当时活下来的人，很多人也一直感觉到一种很煎熬的状态，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个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存活的意义是什么？

莫：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日本人来，国民党伪军来我们叫二鬼子、黄旗子，各种各样的游击队来。我们想老百姓干吗还活着，都死掉算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关心粮食的问题、收成的问题，要考虑明天的问题，明年的问题，还会为了钱财来争吵。所以这就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