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以文怀沙为代表的国学大师们，掀起了“新国学复兴”。说他们为“新”国学，在于他们用儒学直面当代问题，力图用新型的国学理论来推倒现代人文主义。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文怀沙的“新”观点，如，文怀沙认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和谐”，让人与人之间“天下为公”。用和平去代替战争，用爱去代替恨，用报恩来代替记仇，让人类能够和平共处。

　　实际上，儒学几千年传承不变的根基，也就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和”，而是“仁”，在“仁”的思想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理想——“仁政”。这本是常识问题。而文怀沙却把“仁”篡改为“和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他的“正、清、和”三字经中，又把“正”当作了孔子的核心思想，忽而是“和谐”，忽而又是“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都莫衷一是。传统的“止战”思想，并非源于孔学，而是墨子之“非攻”。文怀沙把墨家学说划给了儒家，真不知地下的墨子会有何想？

　　这样的“新国学”，我称之为“文怀沙式的国学”，它既僭越了儒学本身，篡改了儒学真实的本质，套用儒家的概念名词，基于完全混乱的逻辑，不仅漏洞百出，而且经不住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不堪一击。因此，“文式国学”是假儒学，谈不上复兴，仅仅是一场伪国学的庙会。

　　其实，“文式国学”最热闹的鼓噪，是它的市场化。“文式国学”的思想创新几近荒唐，理论体系充满僭越，阐述肆意混乱，又动辄举着“儒释道”唬人，真可谓“不新、不古、不深、不浅”。文化传播如果没有自身的精神内核，那可就真成了卖书、卖光盘、卖讲座了。

　　和“文式国学”不同，在今天，真正的文化重建，抑或传统复兴，归根到底还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推动文化形态走向多样性，专注人文关怀，从而实现创新。（作者：裴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