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切必要手段追讨外逃贪官

漫画 王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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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官外逃现象始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据２００４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４０００人，携走资金约５００亿美元。

　　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随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生效，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３０日至１０月１日，一天内有５１名贪官企图外逃时被捕。

　　此后的８天内，司法机关共抓捕了１１５名企图外逃的贪官。２００５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加强国际司法合作进一步打击贪官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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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开平案”主犯之一余振东在洛杉矶被警方抓获。在美国接受审判的余振东全部承认五项指控，并表示愿意接受遣返，回中国和中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共同查清案件事实。经中美协商，余振东于２００４年被遣返回中国，获得宽大处理后被判刑１２年。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９日，被称为中国“城建巨贪”、时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因为其弟被捕而仓惶出逃，从昆明经上海逃往新加坡。虽然我国与新加坡未签订引渡条约，但在办案人员的规劝下，同年２月１８日，胡星自愿回国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胡星的自首情节被检察机关认定，当年８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星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该案是中国实现跨国追逃、将外逃贪官带回国内接受司法审判并使其受到应有惩罚的成功范例。

　　鉴于胡星等案件的成功办理，中国最高检察院正式提出了劝返模式尝试。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３日，因涉嫌合伙私分１３０万元国有资产而外逃德国六年的前北京国企贪官李敏（化名），在北京房山检察院反贪局历经三年的越洋劝说下，主动回国自首。这是全国首次通过非外交途径成功劝返在逃国外的贪官。

　　在与尚未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间，双边谈判、个案解决也日益成为中国追讨贪官的一种操作模式。涉嫌挪用公款的辽宁省大连市某国企原总经理袁同顺，案发于２００４年４月，当时大连市检察院决定对其逮捕时，袁本人已在同年３月２７日逃往日本。中国政府２００７年１月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５月８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了引渡决定，两天后，袁同顺被押解回中国。

　　“这些案例说明，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与国际上的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注意和国外达成某种协议，通过一切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使外逃贪官归案伏法。”南京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杨辉忠副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