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石”今何在

《大河报》昨天报道了今年3月河南中牟县一起班主任被打事件：起因是陶老师批评了一名女生，女生的哥哥纠集多人将陶老师打成重伤。28日，部分涉案人员被提起公诉。报道没有具体描述教师的“批评”行为，只是说“严厉批评了一顿”，如何措辞，在什么场合等，具体情节一概没有。

前些天，教育部发文重申班主任“批评权”，一时间成了舆论热点，人们从教师畏于批评而感慨教育的尴尬，各种观点的评论文章至今仍在各网站评论频道居于醒目位置。昨天在网上读到“中牟事件”时，忽然想起30多年前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不禁有隔世之感：30年前后，“班主任”的社会角色，以及学校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重读这篇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小说，竟然觉得它简直是为30多年后的今天而写的。

30年前，“文革”刚刚结束，中断多年的学校教育渐入正轨，开始重视教育质量。初三(3)班班主任张俊石决定接收刚从拘留所出来的“小流氓”宋宝琦回班级上学。但是，教数学的尹老师对此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但张俊石认为，不应该抛弃宋宝琦，教育好沾染了流氓习气的学生，是教育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是现在，张俊石的坚持会有效果吗？校长会支持他的主张，还是尹老师的意见？用升学率第一标准来衡量，别说宋宝琦不能回学校上课，如果张俊石不识时务地一味坚持，恐怕为学校所不容，家长也不愿这样“拎不清”的老师教自己的孩子。“张老师”从主流到“另类”的角色移位，社会是进步了，后退了？或者历史本来就没有什么“进步”与“后退”可言？实利就是一切？

历史之镜

宋宝琦被拘时，随身还被搜出一本小说《牛虻》——青春期的少年，被书中的情爱描写所吸引，这本书也成了他的“流氓罪”罪证之一。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来找张老师，建议在班里组织批判《牛虻》。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热心班集体事务，是老师们公认的“好学生”，但她对《牛虻》的看法，竟和“小流氓” 宋宝琦相通，都把这部文学名著看成是“黄书”，区别在于，宋宝琦用它来满足欲望，谢惠敏则抵制欲望——通过两个看来是对立的青少年形象，来揭示动乱年代所造成的一代人的精神荒芜，这在30年前可谓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小说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一发表，立即轰动全国，《人民文学》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的经历与宋宝琦类似，来信诉说他读小说的痛楚和惊醒。

写《班主任》时，刘心武还在中学任教，——“张俊石”的形象和刘心武叠加在一起，主动承担起思考历史的责任。那么当下，我们还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吗？教育还容得下这样的“班主任”吗？

又见荒芜

《班主任》和稍后的《伤痕》等一批文学作品，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被誉为“第一只报春的燕子”——现在来说这些，很像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文学作品启迪人文思考的“80年代”已成历史名词，事过境迁，“启蒙”一词也被指责为“高高在上教育民众”，太过“精英意识”，显得不那么“政治正确”。如果历史不是常常回顾，如果回顾时丢掉了细节和具体氛围，历史是很容易走样、变形的，“传统”就在变形中丢失、断裂。于是，人们舍近求远，到更加遥远的孔子、孟子那里找寻传统。缺乏传统底子的群体，最喜各种花样翻新的名号、幌子，最喜说什么已经“过时”，谁已经“OUT”，以显示自己很跟得上趟，以虚火上升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吃得很有营养。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班主任”坐冷板凳，而由打手充当教员的所谓“训练营”却能发财，不到有学生惨死不会被揭露，这么大的反差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精神的荒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