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成不了“平民新贵”

若对比近代欧洲平民新贵的崛起，我们或可更深刻地理解当今大陆的富人。

17世纪后欧洲崛起的平民新贵，多是资本家，在经济上可与贵族颉颃乃至超越后者，在政治、社会地位上却远远不及。新贵必须证明自己比旧贵族更值得尊重，于是革新技术、指导佃农，促进农业革命；修建基础设施、投身公益慈善，为平民争利益，成为地方公共领袖。与此同时，为区别旧贵族，他们还特别崇尚节俭、低调的生活方式：尽管也修乡间别墅，但突出朴素风格；尽管日常花费超过平民，但宣扬“节制的体面”。

然而，在中国大陆，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运动，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早已荡然无存，士大夫精神也随之消亡。从前是“礼不下庶人”，现在是不论庶人或士大夫，都不再有“礼”的光芒照耀。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大多数要么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要么是精通血酬定律的黑色大亨。他们既无传统中国上流社会的“礼”，又没有近现代欧洲贵族的魂，遂呼啸着穿梭于酒池肉林，如金碧辉煌的游魂，狼奔豸突，彷徨于天地。

而达芬奇家具，不过是富人们在狼奔豸突中，不幸找到的一张本以为可以睡得很香，但转眼就塌了架子的一张大床而已。今天，达芬奇是倒掉了，但明天，米开朗琪罗还会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