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讲新旧之交的清末民初，孙文秘密登陆香港筹备辛亥革命，八大义士舍命相护，对抗清廷500杀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这群义士往往被硬扣上一顶家国大义的帽子，谓之死士，如今小人物翻身，卑微与伟大的价值被重新审视，我们或又称为：历史的炮灰。

家国大义和死士，都是古皆有之的命题。因为诸多掣肘，同一立意的片子，由内地导演操刀，则很可能成为《建国大业》第二或《英雄》第三。或者炮灰群体们流于脸谱化，死得并无说服力，变成又一个《集结号》。陈可辛与陈德森重塑了香港贩夫走卒饮食男女的小人物群像，片中的赌徒、戏子、乞丐、街头小贩、车夫，他们隐于市井卑微如尘，深陷七情六欲，对时代巨变混沌无知，无意中舍生取义成了炮灰。也成为口碑与票房的最大赢家。

小人物唱大戏，既符合观影审美的风向，也是香港特殊文化的真实呈现。在这一殖民文化区域内，多元文化碰撞，东方忠义与西方民主并行，多方利益相制，是多种思想和力量交锋对决的舞台。同时，天高皇帝远，无过多的政治捆绑，人性更易凸显。二陈的聪明在于没有空喊革命口号，而是踏实做一个乱世江湖，让各色人等一一浮现：少林武僧王复明，天津戏班方红父女，扬州世家公子刘郁白，留学青年李重光，清廷杀手阎孝国……角色的复杂性昭示着乱世香港作为矛盾中心，南北会合中西合璧，戏剧冲突极大，因此，此处既“出戏”，又“出人”。

革命的意义何在，炮灰是否死得其所，乱世中不可预计，大反派阎孝国提出的质疑不无建设性：革命党人用西学救国，却不见西方的狼子野心。103年前，孙文的慷慨演讲不过是为小人物慷慨取义勾一笔触不到的希望。实际上，二陈对于救国之路给出的是另一种解读。数百年的商业自由港历史，让港人治革命亦如治业，史上虽确有革命党陈少白其人，影片中真正推动事件进展的却是一个对革命摇摆不定的商人李玉堂，此人乃最典型的香港制造，深谙世情人心江湖之道———有江湖，就有“义”“利”与“信”。他不仅成功地把革命做成一单大买卖，也把世情人心做成一单大买卖。或为父女爱，主仆义，或为提携恩，知己情，片中的民间义士，无一不是为其“义”“利”“信”感召驱动，甘为赴死。这或许不伟大，却很真实。

据史料，孙文早年确实借助了大量帮派和商贾力量，本人也习武拜过帮派，也可谓无江湖不革命。历史进步是无数小人物的合力，汇小义成大义，香港式态度是：积少成多，低头做事，认真对待就是诚意。

孙文是否香港遇刺，史无可考。二陈本着诚实做戏的态度，做了一虚一实的处理，一方面，他们以类型片和商业片的思维，假定了一场必然的遇刺和必然的牺牲；另一方面，《十月围城》斥巨资用十年时间还原了20世纪初香港质感的每一个细节，认真铺垫诸多小人物事迹，给足了大片的诚意。不得不说，这是另一种香港态度。

李宇春在片尾曲《粉末》中一语中的“什么时代，什么大爱，我不明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众皆微尘粉末，而佛偈中一尘一世界，无论家国大义或世情人心，你我都是小人物，都是历史的炮灰。炮灰亦有尊严和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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